2018年，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了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赫德森教授、萨米尔·阿明教授、大卫·哈维教授等人受邀参会。在这期间，全球大学堂录制了几位教授的“生命故事”（Life and Thought）。与“真空里的球形鸡”式的经济学不同，赫德森教授是在实践中构建了他的思想体系，在实践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

正文

我出生在明尼阿波利斯，那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这里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中心，我的父母曾在墨西哥与托洛茨基一起工作。我三岁的时候，我父亲因为在书架上摆放列宁和马克思的作品，并领导了1934至1936年的明尼阿波利斯总罢工，根据《史密斯法案》作为政治犯被关进了监狱，所以我在成长过程中认识了许多俄国革命的中央委员会成员。

我父亲出狱后我们搬到了芝加哥，他在那里得到了一份编辑《交通世界》和《交通供应新闻》的工作。他是1929年从明尼苏达大学毕业的，并获得了商学硕士学位。然后大萧条来了，原本他想去拉丁美洲成为百万富翁，但是当大萧条来的时候，他意识到资本主义是不公平的，这使他成为了托洛茨基主义者，并成为了劳工报纸《西北组织者》的编辑。所以当我长大一点后，就有老的德国共产党员来我家给我讲革命故事，他们期望等我长大后，当条件合适的时候我就能领导一场革命，所以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讨论什么是合适的革命条件。然而当时我对政治却并不是很感兴趣，我那时沉迷于物理和化学，并越来越喜欢音乐。我去了芝加哥大学读书——那里有专为天才儿童开设的小学和高中。他们跟我说，我父亲的智商在联邦监狱系统里是最高的，所以他们认为他的孩子也一定很聪明，并给我做了个测试，然后就把我送进了这家很好的学校。

十年级是我成长的一个阶段，我那时候14岁。我们有一位右翼老师——柯蒂斯·埃杰特，教社会科学。他一直叫我共产主义者，他在房间里的黑板上挂了个牌子“把他们都交给罗森博格侦查员”，罗森伯格夫妇是斯大林主义的间谍，但当我问，你说的“他们”是指斯大林主义者吗？他却说：“不是，我说的是犹太人”。这就是芝加哥大学，他会叫我共产主义者。但我们也有一个斯大林主义的同学丹尼·兰度，他叫我法西斯主义者，因为我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所以在高中的时候，我是中间的理智的声音，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被夹在中间。

我们走进教室的时候，我的同学们会拿着列宁的作品到处走。我父亲在监狱里的时候，做的一件事就是编纂了一本字典，里面收录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不同领域的言论。当我举手回答问题时，我的老师质问我，列宁在哪说过这句话？我说在第6卷322页，我的同学们说，找到啦，就是在这儿！我喜欢被右翼憎恨，因为这让我交了很多朋友。当斯大林主义者称我为法西斯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却称我为共产主义者时，我在芝加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体中招募了许多成员。我的父母曾在墨西哥和托洛茨基一起工作，正如许多明尼阿波利斯人一样，所以我很高兴处于被敌对的地位，不知怎地被敌对并不能伤到我分毫。那时我的兴趣是音乐，我学了钢琴，学钢琴是为了当指挥家。

当我1959年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学位是德语语言学和文化史。不过在芝大的时候我也在全职学习音乐，主要学的是申克的系列作品，他是德国的音乐理论家。1960年托洛茨基的遗孀娜塔莉亚去世，他的遗产执行人沙克曼把版权转交给我，说既然我是托洛茨基的教子，我就应该办个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于是我写信给匈牙利文学评论家乔治·卢卡奇，他给了我他的出版权。我来到了纽约，想着跟纽约爱乐乐团指挥学习的同时，创办一家出版公司。但是我找不到人来编译这些作品，卢卡奇坚持让他的学生来翻译，翻译得很糟，我想编辑，但他不让我做任何编辑，所以我只能放弃了。

然后发生了一件改变我一生的事情。在我成长过程中，我最好的朋友是麦克法登，你可能听说过他，他是一位著名的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伦敦新闻调查中心的创始人。他向我介绍了特伦斯·麦卡锡，他是一位爱尔兰共产党员，也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译者。有天晚上，我们谈论了美国水位的变化——太阳黑子周期和水位上升下降会导致农作物歉收，这将导致秋季股票和债券市场资金外流，导致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对我来说，这是如此美妙，如此具有美感，以至于我当场决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特伦斯说如果我读完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所有书目，他将成为我的导师。就这样，我结识了纽约市大多数稀有经济学书籍的书商，最后我成为了凯利的兼职编辑，为他出版的一些经济学经典著作撰写介绍。作为交换，他会给我一些书。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图书室，里面包括很多美国保护主义作家的著作，他们在一般的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是缺失的。

与此同时，我不得不去谋生。我到纽约的时候口袋里只有15美元，而在1959年，15美元只能让我买到一点点东西。我在格林威治村的一家肮脏的旅馆里呆了一会儿，然后出去散步遇见一家民谣酒吧。我想，哦！很棒的音乐，进去听听吧。我进了酒吧，听吉他演奏。然后有人走过来对我说哈克·赫德森（这是我的别名，我长大后叫哈克，因为我父亲最喜欢的书是《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跟我打招呼的是我的朋友，他去威斯康星大学看望他的民谣歌手朋友时，曾住在我芝加哥的家里。他提出让我和他住在一起直到我找到工作，我就从酒店搬到了他的房子里，并在奇迹面包店找到了一份法语打字员的工作。我去了一家职业介绍所，我唯一能做而大多数人做不了的，就是用法语和德语打字。

当了一段时间打字员后，我决定申请纽约大学的经济学硕士，纽约大学的优势是老师都是兼职的，他们不想要我的思想，他们想要的只是我的钱。这对我来说很好，我必须保持我的思想，而不是被洗脑。他们问你有经济学背景吗？我说没有，我的背景是音乐和文化史。我在芝加哥的文化史导师是奥斯瓦尔德·乔纳斯，他向我介绍了斯宾格勒、贡·弗里德尔、尼采和其他作家的作品，这就是我的文学背景。

我进了纽约大学，并在储蓄银行信托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家商业银行，所有的储蓄银行都把他们的存款放在这里。纽约曾经有135家储蓄银行，现在都没了，被吞并了，它们都被商业银行收购了。我的工作是追踪纽约的储蓄，它是如何呈指数级增长的，并将其与被借出的抵押贷款金额相比较。这些存款的图表就像心跳一样，储蓄银行的存款在每个季度支付红利时都会增长，人们基本上是把他们的储蓄存在银行里，通过利息自动指数增长。我看到这种生息债务的循环被推回房地产市场，不断推高房价。美国经济学的任何课程都不教房地产，在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80%的银行贷款是房地产贷款，但在学生学习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却说银行向工业贷款。事实是，银行不借给工业一分钱来投资资本品和雇佣工人，它们贷出款项来买断产业，接管一家公司吞并它。银行的贷款用来剥离资本，而不是创造资本。它们以抵押贷款的形式放贷，想贷款就得以资产为抵押，比如住宅、商业地产、股票、债券或其他资产。因此我意识到，在教科书中关于金融如何运作的描述与我的工作完全不同。

我在纽约大学的时候，不得不上一个希腊教授的货币银行学课程，他从来没有在银行工作过。我的教授们没有一个人在银行工作过，他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于教科书。他有一篇文章的作者是海曼·明斯基，后来成了我的朋友。他认为商业周期可以解释为储蓄银行将他们的钱放进商业银行系统，这些钱将被贷到经济中。我说你所说的商业银行系统是一家银行，我为这家银行工作，但我们不向经济发展提供任何贷款，我们的钱用来购买债券，所以我这门课的成绩是C+，他说我不懂教科书经济学。我意识到经济的真实运行方式和教科书上的内容之间，存在着绝对的矛盾。

1964年12月，我在储蓄银行信托公司工作了3年后，我完成了所有的课程，开始在大通曼哈顿银行担任国际收支经济专家，那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次工作。因为国际收支平衡也是任何大学都不教的课题，后来我在“新学院”教了这门课，大学不教收支平衡这门课，它们只教货币理论。

完成课程后，我要做的就是写论文。特伦斯·麦卡锡建议我写生产力的概念，因为它们有很多不同——什么是生产性的，什么是非生产性的。纽约大学有一位教授叫所罗门·法布里坎特，就像他的名字“捏造”一样，他是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局长，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说我想让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入中情局，我在招聘。他给了我一份中情局的复印件，中情局在美国公开发表的第一份报告，是关于俄罗斯的黄金库存，说它没有任何黄金了。我看了看说，你要知道，这都是骗人的，我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工作，我们的客户是阿纳康达铜矿公司，阿纳康达从苏联购买金条，这些金条不是用从河里淘来的黄金制成的，它们是铜提炼过程中的电解副产品，你应该做的是预测俄罗斯的铜产量，当你电解精炼铜时，金和银就会落到底部，这些残留物是大部分黄金储备的来源，不仅是俄罗斯，智利等其他铜生产国也是如此。他说，好吧，你不适合加入中情局。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竟然不知道我的背景，但这没关系。我告诉他我想写关于生产力概念的论文，因为我对古典经济学感兴趣。因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看到了马克思主义是如何从古典经济学，从法国重农主义学派，亚当·斯密，穆勒等等的经济学中发展来的。循环流动的概念对我来说一直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是一个系统和系统分析，在1960年代刚刚开始流行。法布里坎特说这些理论毫无价值，如果这些理论是有意义的，它们就会在教科书中得到成功，如果一个理论不再在教科书中，是因为它在达尔文的生存斗争中消亡了，并且与现实无关。

我和我的一个朋友聊了聊（前共产党员，商学院教授吉哈特·布里），他是来自德国的难民，我们讨论了我从书商那里买的一些书。我决定论文写伊拉斯谟·史密斯，他写了《政治经济学手册》，该手册于1853年成为共和党的教义，我决定和布里一块探讨美国的保护主义学派，我获得博士学位一点问题都没有，直到面试答辩。同样，没有人在华盛顿广场全职教授银行业中的资金运作，而华盛顿广场是纽约大学的中心，我想起来有个货币银行学教授，写过教科书，他应该很了解上城区的银行业务。我通过了所有教授的所有口试，经济史、第三世界发展等等，但是货币银行学教授说我对银行业一无所知，我对银行业如何运作的认知与教科书完全不同。我不得不在阅读了教科书后重新参加考试，我开始意识到学术经济学是虚构的，与现实世界无关，这真的是个平行宇宙理论。如果说，世界以这种方式运作，那么现行的收入分配就会是公平的，每个人都会得到他们应得的。没有什么收入是不劳而获的，一切都很公平，你必须接受世界的现状。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个世界的现状，因为我的成长方式，正如我提到的，当我在芝加哥长大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所房子中的每个人都被送进了监狱，因为他们在战争期间试图领导罢工或领导政治运动，或者只是因为他们是左翼。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真正的斗争还在进行，他们不仅仅是把阅读马克思的人和激进领导运动的人关在那里。

我在大通曼哈顿银行工作到1967年，最后我不得不辞职去完成论文，我为此花了一年时间。在大通曼银行，我成了石油行业收支平衡方面的专家。当越南战争开始并升级时，约翰逊总统在1965年1月，就在我1964年12月加入银行后，通过自愿性境外投资规则（实际上是强制的），禁止美国公司境外投资超过前一年投资增长的5%。石油公司对此表示反对，他们找到大卫·洛克菲勒，说我们必须让政府相信，我们对其他国家的掠夺如此之快，我们有能力如此迅速地剥削其他国家，这有助于美国掌控他们的政权，你必须让他们做个统计（来证明）。所以洛克菲勒找到了我说：我想让你做一个石油行业收支平衡的研究，我们不想让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去做，因为他们会被认为是说客，没人知道你是谁（所以你是中立的），我们想知道真实的事实是什么，如果你的研究结果是我们认为的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出版，如果我们不喜欢，就不发表，但请告诉我们事实，你可以问任何一家石油公司，任何你想问的问题，填一个表格，你可以设计一个会计统计格式，我们会给你一年的时间来完成。对我来说这太棒了，石油是经济的关键。统计完成时，我发现实际上美国的石油公司在国外投资的成本，在18个月内就被美国经济收回了，回本期竟然这么快。我这份报告被放在美国每一位参议员的桌子上，我因此以石油工业的经济学家而闻名。

这太棒了，这教会了我关于国际收支的一切，正如我所说这是任何大学都没教过的课题。我完成了报告，并发展了一套计算国际收支的方法。当他们设计国民生产总值账户时，大部分的国际收支统计被改变了。现在的国际收支账目把出口当做是假如你出口了100万美元粮食，你的国内经济就得到了100万美元收入，假如你出口了100万美元武器，这100万就能全部回到国内。我发现的却是实际上只有一部分出口收益会回来。例如，美国所有的石油进口来自美国的石油公司，所以如果你支付100美元购买石油可能其中30美元是利润，30美元是对美国管理层的补偿金，30美元用来美国出口的实物设备、石油钻井设备和其他生产石油的设备。

我在研究中合作最密切的是标准石油公司的人，他们与洛克菲勒家族关系非常密切。我看了一下统计数据，我说在国际收支表中，我找不到标准石油公司在哪获得利润，它是在生产端靠生产石油获得利润，还是在加油站和零售终端销售赚到钱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财务主管说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们在哪里盈利的，就在我的办公室。我问在哪些国家呢？我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都没有发现。他说你看到在最后，有一个叫做“国际”的东西吗？我说是的，这总是让我很困惑，在哪儿？我以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国际化的。他解释说“国际”指的是那些不是真正国家的国家，比如利比里亚和巴拿马，这些国家只使用美元，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货币，这样我们就没有汇率风险了，它们是方便旗，这些国家不收任何所得税。他向我解释说：“标准石油公司以非常低的价格，把从近东开采的石油，卖到利比里亚、巴拿马或拉各斯、或者任何一个有方便旗的地方，然后再以非常高的价格，把油卖到位于欧洲和美国的炼油厂，价格如此之高以至于这些下游公司没有任何收入，没有收入就不用交税了。我们在欧洲的所有投资都无需纳税，因为我们把成本定价如此之高，而像沙特等第三世界产油国，我们不付他们任何钱，我们只向他们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在产油国我们不赚任何利润，因为我们出口原油的价格太低了，我们把所有的利润转移到了利比里亚和巴拿马和这些不是国家的地方。”这让我明白了现在人们都在谈论的“洗钱”。

1967年，在我为大通曼哈顿工作的最后几个月，有一天我正要去9楼的办公室，一个男的进了电梯，跟我说迈克尔，我正要去你的办公室，这是一份报告，我来自国务院（其实是中情局），我们想计算一下，如果我们在全球设立银行分支机构，成为世界上所有犯罪资本的银行，美国能得到多少钱。他说我们发现我们可以资助越战（他就在电梯里这么说），我们可以用所有进入美国的毒品资金和犯罪资金，资助越南战争，你能计算一下大概有多少钱吗？所以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计算出有多少钱通过毒品交易流入了瑞士，毒品交易量有多少。他们提供了各种数据帮助我，并说我们可以成为世界犯罪资本之都，它将为美元提供资金，这将使我们有能力支付，在越南和其他地方打败共产主义的费用，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共产分子就会炸了纽约。于是我成了洗钱专家，没什么比这更能让我理解全球经济如何运转了，我有所有的数据，我有政府人员的帮助，他们向我解释了中情局如何通过与毒贩交易、犯罪和绑架来筹集资金，当他们杀人和搞颜色革命时国会不需要批准。他们对我披露信息如同竹筒倒豆子——我意识到他们从未对我做过安全审查。所以我想对整个美国的国际收支做一个研究，于是我去了安达信工作，当时是美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后来它因卷入安然丑闻而被判欺诈罪，并被关闭。不过我在其他人进监狱之前就在那工作了，在他们关闭安达信之前，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把我的国际收支分析方法，应用于分析美国的国际收支。

最后完成了。我发现自从朝鲜战争以来，美国1960年代的的整个国际收支赤字，都来源于在海外的军费开支，私营部门的贸易和投资是平衡的，旅游业的贸易和投资也是平衡的，所有的赤字都是军事赤字。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我递交了报告。我老板三天后来找我，恐怕我们必须解雇你了。我问咋回事，他说我们把它寄给了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曾是国防部长，后来成了世界银行行长，对世界来说，世界银行比美国军方更危险，不过那是后话了），麦克纳马拉说如果安达信公布了我的报告，它将永远不会再得到一份政府合同。在麦克纳马拉后来发表的所有五角大楼文件中，根本没有讨论国际收支和越南战争的问题，正是越战让美国脱离了金本位。从1964年到我离开大通曼哈顿，每周五美联储都会公布数据周报，我们可以追踪黄金储备。每个人都在谈论戴高乐将军兑换黄金，因为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美国士兵和军队不得不使用法国银行，美元将流入法国，戴高乐将其兑换成黄金，德国实际上比戴高乐兑换了更多的黄金，但是没像戴高乐一样高调发表演讲。我可以预见战争开支将使美国放弃金本位。

在纽约，有三个人被称为哥伦比亚小组，说越战将摧毁我们所知的美国货币体系。这个小组由我的导师特伦斯·麦卡锡、哥伦比亚大学工业工程学院的梅尔曼教授和我组成。我们会在纽约市各处演讲。我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壁垒》杂志上，文章名是《黄金的筛子》，讲述了越战将如何迫使美国放弃金本位。在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放弃了金本位。我带着我的国际收支研究去了纽约大学商学院，他们说哦，太棒了，我们会出版的。所以我很快就把它出版了，我受邀在纽约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新学院做了一场演讲，那是个研究生院。

在我分析越南战争的过程中，我需要分析铜价，每个在越南的士兵每年消耗一吨铜，就像他们在用铜锭互相争斗。我预测铜价的方法是看军队的集结，每个士兵需要一吨铜，然后预测铜价会上涨，有一段时间我被称为“铜先生”。阿纳康达铜矿公司是大通银行的主要客户，肯尼科特铜业公司是花旗银行的客户，他们是华尔街一群热爱铜的大宗商品商人。我喜欢铜，当铜业公司的一个老板说铝是一种糟糕的金属，我也有同样感觉，铜很好。到1968年，美国最大的盗窃品是铜，人们把铜从教堂的排水管上剥下来，把铜从屋里的电线上扯下来，铜价不断上涨，我意识到了金属回收的问题，金属的来源不仅仅是开采地球，而是对各种东西的回收。我在大陆石油公司做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学家，然后他们在我的推荐下买下了一家铜业公司，因为我知道战争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他们进军了房地产业，搬到了康涅狄格。

我决定成为新学院的一名贸易理论教授，因为我从来没有学过贸易理论，而了解一个专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教它，所以我开设了贸易理论课程，在1970年被聘为全职教师，教授国民收入分析，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为我的教科书。这激怒了部门主管罗伯特·海尔布隆纳，他对马克思的看法就是他早餐吃了什么以及感觉如何，他真的和他的女仆有婚外情吗，没有什么经济分析。他很愤怒并指控我是华尔街的暴徒，我们有三分之一的经济学学生来自商界，三分之一是来自联合国的外国学生，三分之一是左翼激进分子，他以为我是冲着商学院去的，我从来没有在新学院讨论过政治。 我意识到他的马克思主义是斯大林主义，一种非常粗暴的理念，他找了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教贸易理论。我说，那好吧，我教货币理论和银行理论。这个斯大林主义者史蒂夫·海默是个迷幻剂传教徒，他让他的学生在上他的课的时候服用迷幻剂。大约在他加入一年后，他参加了蒙特利尔的美国经济学会会议，让学生服用迷幻药并倒立。在回来的路上，他开车撞上了一辆卡车，丧了命。开车时吃迷幻药真的很危险。一些外国学生来我的办公室，问我这个人是中情局的吗，他为什么要我们服用迷幻药，除非他想逮捕我们， 或者把我们变成间谍。学生们都来找我，这让海尔布隆纳更加认为我是华尔街的传声筒。

最终，美元在1971年脱离了黄金，我用我写的一些文章写了我的第一本书《超级帝国主义:美国帝国的经济战略》，1972年出版。在这之前，我几乎每年都被邀请在德克索投行年会上做演讲，与安达信一样，他们也是一个犯罪集团，最终也因欺诈而入狱。他们基本上是一家犹太公司，但他们需要一个非犹太人。他们说看，我的朋友安德烈·希兰在那边，他也是特伦斯·麦卡锡的拥趸。安德烈说我们将举行一次年会，把你介绍给赫尔曼·卡恩，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他说赫尔曼说话很快，他很聪明，他会给你一份工作，你可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只要说好就行了，你应该离开学术界，你不属于那里。

我做了关于石油工业和美国如何掠夺世界的演讲，以及黄金贬值意味着，各国只能用他们的国际收支盈余做一件事。这些美元因为美国军事支出的国际收支赤字而外流，外国央行将不得不购买美国国债。因此，军方将在国外花费美元，将美元注入欧洲和亚洲经济体，然后这些经济体通过购买债券将钱借给美国政府，为美国军事包围他们自己提供资金。我在华尔街会议上说了这些，赫尔曼·卡恩说这太棒了,离开学术界, 如果你来为我工作, 我会给你三倍的薪水。我说我希望我的学生能继续传播我的想法。 他说你希望有一天你的学生会成为参议员或者总统，你加入哈德逊智库（这个研究所以哈德逊河命名的而不是我的名字，我的祖先发现的这条河，但无法世袭）。他说下个月我会带你去白宫，谁是总统并不重要。难道你不想等某人当选总统，然后成为他的顾问，却盼着你的学生能当选吗？

于是我立即加入了哈德逊智库，拿和他一样的薪水，我成了研究所的二把手。我们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不一，他是右翼分子，犹太复国主义者，我是左翼。我们研究所做的大型研究是企业环境研究，告诉企业世界上发生了什么，结果我得到了大部分客户。我和赫尔曼一起周游了世界。我们去了韩国、日本、法国，主要讨论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赫尔曼体重超过400磅，有一天，我们在法国，我们在酒店打包行李，他让我把他衣柜里的裤子递给他，我的手臂还绕不过他的腰。回来后的一天，我们得去白宫参加一个关于石油和国际收支平衡的会议。我以前在标准石油公司的导师，他向我解释过离岸银行中心如何运作，这时成了财政部副部长。他跟我说，他告诉沙特阿拉伯人说你们可以拥有石油定价权，这正是在1973年美国将粮食价格翻了两番以资助越南战争之后，石油输出国组织把石油价格翻了两番作为回应。财政部副部长向我解释说沙特想对石油定价多少都行，他们收取的费用越高，美国公司在国内石油上得的好处就越多，但是沙特必须把他们所得的美元都送回美国，送到美国股市，他们不能收购美国公司，只能买股票或债券，而且他们的石油必须以美元计价，如果不照做，那就是战争行为。

这时我理解帝国主义是如何运作的，这不是大多数教科书里的内容，大多数教科书不讲国际收支，但金融帝国主义的关键是国际收支。美国竭力阻止其他国家回归金本位制，因为当美国在1971年8月与黄金脱钩时，每张美钞的25%都要对应黄金，价格固定在每盎司35美元，最后黄金不够了，这就是迫使美国放弃黄金的原因。脱钩后黄金价格很快就上涨了，作为美国公民，政府不允许我购买黄金，所以我知道它会涨价，却不能从中赚钱。长话短说，由于在股票经纪所的工作，我成了加拿大政府的财政顾问。他们说我们需要了解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人，当时我是美国金融分析领域每日收入最高的经济学家。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他们想雇佣你，但只有一个方法能让他们判断你有多聪明，你懂葡萄酒吗？我参加了侍酒师课程，拿到了执照。我买了两瓶酒，一瓶里奇堡酒和一瓶拉塔什酒，我把它们给了我在渥太华的雇主，官员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人。所以我写了一份研究报告说加拿大政府不需要借外币来投资国内经济，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钱，我写的是现在被称为现代货币理论的第一个例子。

政府创造他们自己的货币，自己的信用，不需要外币的背书。这些基本上都是我从思想史中得出的货币循环理论，基本上是一种重农学派的分析。一些银行被我的分析所打动，皇家银行的一位顶级投资分析师成了人事主管，他认为经济学家不能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这是一个人格问题，有一种特殊的哑巴成为了经济学家，这是一种没有经济现实感的抽象思考的自闭症，所以他帮我约了加拿大国务卿。在加拿大，国务卿负责教育和文化，所以我成为了加拿大的文化顾问，我一直这是认为很好的事情，并做了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也是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的经济顾问，为南北债务问题撰写报告，第三世界国家以美元计价的外债是如何破坏了它们的经济的。他们在墨西哥开了一个由墨西哥总统赞助的会议，我被邀请参会。我做了个报告，说第三世界的债务不可能偿还。我在大通曼哈顿的第一份工作是估算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能创造多少出口收入。这个思路是，他们所有的出口收入，应该保证他们支付从美国银行借来的钱的利息，所有的贸易顺差都应该被抵押给美国银行用来还债。我的工作就是计算这笔钱有多少，大通的份额有多少。

在墨西哥训研所的会议上，我说这些债务无法偿还，因此不应该偿还，应该取消，这在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会议结束时他们让报告员总结，报告员说赫德森博士给出了一份报告，称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增加出口以偿还债务。我慢慢站起来说我坚持要求墨西哥总统进行公开解释，并向我道歉，这位报告员把我所说的一切都颠倒了，我相信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要退出美国代表团，我要退出加拿大代表团，我们不能成为这场闹剧的一部分。我走出了会场，心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俄罗斯代表笑着出来说你主宰了整个会议，你把他们弄得一团糟，你让中情局难堪了，太棒了，这是我在纽约的名片。那天晚上，有人告诉我他们在找你，想揍你一顿。恰好，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在墨西哥参加一个艺术展览，他们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他们也在做一个（超现实主义）芭蕾舞演出，所以我和他们一块去了芭蕾舞演出。他们说看，暴徒就在那里，所以我躲到了舞台上和他们一起跳芭蕾，他们在观众里找我，我们都跳得很超现实主义，没人知道超现实的芭蕾怎么跳的，总之就是很超现实主义。然后歹徒们就都回家了，如果他们找不到你，通常就会放弃。

我回到了纽约，但我意识到债务问题是如此具有争议性，债务无法偿还的时候该如何处理，我决定写一部关于债务赦免的历史，以及为什么债务无法偿还。我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研究了中世纪，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甚至是希腊和罗马的债务问题。大约是在1980年，1981年，我卖掉了我在下东区的房子，搬进了华尔街附近的一个阁楼。当时价格很低，我当时的买入价是2万美元，后来我把它卖了58万美元，这是另一个故事了，这展现了纽约的房地产状况。当时没有人想住在阁楼，因为当时我有一个大图书馆和很多我想保留的艺术品。我基本上停止了其他工作，专心研究债务问题。我意识到在《圣经》中有禧年，提到了苏美尔和巴比伦《圣经》中债务取消的背景，几乎与希伯来语的“deror”和巴比伦语的“andurarum”是同一个词。我发现所有这些材料从来没有被写在任何书里，古代近东没有经济史，苏美尔和巴比伦也没有经济史，都是一些关于宗教和文化的文献，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债务减免的部分，所以我在1984年把我能找到的所有材料，起草了一份草稿。

我最好的一个朋友马萨克，是研究冰河时期的考古学家，他虽然住在纽约，但是与哈佛大学的皮博迪博物馆有联系。他把草稿拿给皮博迪的负责人卡尔·洛夫斯基，卡尔说太棒了，没有人研究这个课题，我们会让你成为皮博迪博物馆的巴比伦考古学研究员。我想太好了，这正是我想做的事。之后我花了大概三年时间，写了这本书的初稿。这本书将在几个月后出版：《…免除他们的债务:从青铜时代到银禧年:借贷，止赎和赎回》，我把它交给了加州大学出版社，他们把它发给学者进行审议。学者们说债务不可能赦免，如果债务能被赦免，那谁还会放贷？这是犹太传统中希勒尔长老的观点。我说大多数债务不是贷款的结果，大多数债务发生在庄稼歉收的时候，庄稼人无法向国王支付他们的税款，无法支付土地的租金、水的费用、牲口的费用、赊酒的费用，因此一千年来，每个苏美尔和古巴比伦的统治者，都会通过取消债务来开启统治，释放奴隶，大赦天下，这和埃及罗塞塔石碑所纪念的大赦是一样的。

大家都知道罗塞塔石碑上，有希腊语、埃及语和科普特语三种语言的铭文，但很少有人知道铭文的内容是取消债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认知失能。人们无法想象债务可以被赦免，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所以我的哈佛同事卡尔洛夫斯基，建议我们举行一系列的会议，并让我来组织。我们将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并邀请研究早期苏美尔，新苏美尔时期，古巴比伦、近东和埃及领域的专家，他们会收集关于会议主题的所有信息。因为我住在纽约，我就和纽约大学希伯来语语言学家布鲁克·莱文一起工作。因为我需要一个在语言学领域受人尊敬的人来邀请人们，因为大多数叙利亚学者、楔形文字的读者都不懂经济。社会如何发展的主流经济观念，都像是撒切尔夫人创造了文明一样，撒切尔夫人或者弗里德曼怎么做得到呢。有些人，我们称之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的观点是合理的，但实际历史不是这样的。

叙利亚学者不愿意跟经济学家对话，但是因为我现在是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考古学家，他们同意来参加会议。我们在1994年的会议上讨论了古代近东和古典时代的私有化问题，这是第一卷的内容，已经由哈佛大学出版了。两年后我们做了第二卷的研究，是关于土地使用和房地产所有权的 ：财产所有权是如何形成的。然后我们开始策划第三卷的内容，第三卷是古代近东的债务和经济重建，这是人们能够找到的关于债务赦免的所有内容。我们发现一路走来，从第一个千年到希罗多德，都谈到了巴比伦的债务赦免问题，债务赦免是近东的一项传统，新王登基时会取消之前的债务，这样就能让经济恢复平衡。早在公元前1750年的汉谟拉比时代，抄写员就已经计算出复利的增长，当时利息是20%。这张增长图，与我在1960年代在储蓄银行绘制的追踪美国债务增长的指数图相同。古代近东统治者很清楚债务无法偿还的事实，如果你坚持要债务人偿还，你会让债务人沦为奴隶。所以他们释放了沦为债主仆人的欠债人，或者如果债务人已经贱卖了自己自足的工具——土地，他们会把在经济困境下贱卖的土地归还给债务人。“困境”一词是指你为了借钱糊口，不得不抵押给债权人的抵押品，这是一个爱尔兰术语。

我们出版了那本书，基本上巴鲁克、卡尔和我邀请的人，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我们基本对我的解释达成了共识。随后我们在大英博物馆召开了另一次会议，讨论货币和会计的起源。我们认为货币的产生不是为了物物交换，不是为了商品和服务，而是为了为债务计价。如果有人欠了你一笔债，你怎么讨回来？我们研究了货币的历史。

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专题没有完成：劳动的起源。这花了十年的时间才完成，我们发现，有组织的劳工的起源，基本上发生在“宫廷经济”中——（建造）宫殿和庙宇，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到古典时代，这种有组织的劳动的主要用途是在军队中作战和建设公共基础设施。那么如何获得劳动力供给呢，给他们分配土地，而不是向土地征税。土地“所有权”的产生，是为了给家庭分配足够的土地来养活他们自己，这样他们就可以服劳役和服兵役（即交税）。所以首先出现的是税收（劳役和兵役），然后出现土地所有权。你能分到多少地取决于你能提供多少劳动力，如果你想找人代替你去做徭役，这就成了支付“劳动报酬”的基础。所有的“支付”都来自今天所谓的“公共部门”，这个术语也不太准确，它实际上是宫廷部门——宫廷和寺庙。所以我们对财产的起源有了新的分析，而不是恩格斯认为的个人积累。“财产”实际上是由公共部门创造的，由宫殿（国王）根据需求来进行分配，需要分配多少土地，才能为公共基础设施所需的徭役以及军队，提供劳动力？我们的观点与今天教科书中的内容相反，正如我所说，如果撒切尔、右翼分子和特朗普能够坐上时光机回到过去，他们就会像教科书里教的那样设计经济。

在编写了这五卷（古代近东考古学系列）后，我现在正在写大众流行版本的债务、寺庙和企业的历史，一整套关于古典时代的书。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古希腊和罗马。在早期的希腊和罗马，主要的斗争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债权人如何抢夺土地的问题。同样的斗争也贯穿了拜占庭帝国，从公元前3000年的苏美尔，到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伦，再到公元9世纪和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贯穿历史的斗争张力就在于，皇宫想收税并为军队提供劳动力，而个别豪强想让劳动力陷入债务，这样就可以让劳动力为他们工作，并且将经济剩余都支付给他们。这种获取经济剩余的方式，并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在资本主义下，通过雇佣劳动生产商品以获得利润的方式，而是通过债务和获取债务利息的方式。真正的目标是取消赎回权，即让债务人因无法偿债而失去抵押品。

在公元9世纪，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和地方将军斯克莱罗斯之间，发生了一场大的争斗，寡头们试图对抗强大的皇权，这有点像特朗普和茶党共和党人对抗美国，就像苏联的私有化者对抗苏联。拜占庭皇帝邀请了弗卡斯将军共同用餐。将军说如果你想结束战争，你应该做的只有一件事，你必须向富户征税，这样他们就不会有任何盈余，你要给他们足够的负担，让他们无力对抗你，你必须防止财富的两极分化，因为如果你让私营部门获得大量财富，他们就会试图与你进行斗争，并把你和王室现在获得的所有财富据为己有。 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到6世纪的色拉西布洛斯和科林斯的佩里安德。色拉西布洛斯把佩里安德的传令官带到一片麦田里，说这是你应该做的。那块地是一块麦地，色拉西布洛斯拿起一把大镰刀，砍下了上面的麦穗，使所有的麦穗都长得一样高。于是佩里安德回去，流放了那些富裕的家庭，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这个过程中应该发生了一些战争，这基本上是贯穿历史的争斗。

这就是我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提问：你是如何对中国经济产生兴趣的？）

正如萨米尔·阿明在昨天的会议上所说，这是一个试图成为西方经济模式例外的经济体。西方模式迫使人们在文明和野蛮之间做出选择，西方正在迅速走向野蛮主义和军国主义。如你所见，欧元的紧缩计划正在摧毁那里的经济，美国正在给富人减税，却让劳动阶级负债累累。有一个国家是独立的，不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那就是中国。所以我们希望尽我们所能，让中国经济成功抵抗新自由主义，这意味着中国将如何处理房地产，如何处理它的债务，如何处理它的税收制度。

我想做的就是大卫·哈维在昨天演讲中想做的，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资本论》二三卷，尤其是第三卷，马克思在里面讨论了金融的动力学。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资本论》第一卷，你必须读第二卷和第三卷，特别是马克思在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手稿中所做的详细论述，他在这里讨论了经济思想史。马克思是古典传统中最后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所展示的是资本主义本身是革命的，资本主义本身正在向前推进，当然，他期望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因为在19世纪它似乎确实在这样做，但结果并非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一切都变了。反古典经济学主导了经济，它实际上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理论的边际主义理论的斗争，我们今天的垃圾经济学的斗争，基本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因为马克思展示了重农学派，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逻辑结论，他的结论是对他们所做的综合，后来被美国的凡勃伦等人发展。所以我希望我能尽我所能，帮助中国经济避免正在摧毁西方的金融化进程。

（本文根据全球大学堂2018年对赫德森教授的采访视频整理，译者：笑书楼楼主、宋玮；整理：高亚慧、韩民华、曹世荣。）